《商君书》

秦孝公同大臣研讨强国大计,公孙鞅、甘龙、杜挚三位大夫侍奉在孝公的面前，他们分析社会形势的变化，探讨整顿法制的根本原则，寻求统治人民的方法。秦孝公说："接替先君位置做国君后

不允许官吏留下当日的政务不办，那样邪恶的官吏就没有空闲时间到百姓那里谋求一己私利。假如群臣的政务不相互拖延，那么农民就会有充裕时间来耕田。邪恶的官吏没有时间到百姓中谋私利，那么农民

平常国君用来勉励民众的是官职和爵位。可是国家得以兴旺的根本却是农耕和作战。现在民众用来求取官职和爵位的方法都不是农耕和作战，而是靠花言巧语和空洞无物的说教，这就让民众学习奸诈巧舌，

运用强民的办法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会被削弱；运用刑罚使民众听话等措施来清除不服从法令的民众，国家就会强大。国家施行善政，奸诈的坏人就一定会多。国家很富强，却按照穷国的办法治

巧言善变，聪明有智谋，是民众违法乱纪的助手；儒家繁琐的礼节，使人涣散意志的音乐，是导致民众放荡淫佚的原因；仁慈是犯罪的根源；担保、举荐，是罪恶的庇护所。坏事有了帮助才能四处流行，放

一般国君犯的弊病是，用兵作战时不衡量自己的兵力和能力，开垦荒地时不计算好土地。因此有的地方狭小而人口众多，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国家所拥有的土地；有的土地宽广而人口少，土地面积超过人口数

开天辟地之后人类诞生了。在这个时候，人们只知道自己的母亲却不知道自己的父亲，他们处世的原则是爱自己的亲人，喜欢私利。爱自己的亲人，就会区别亲疏，喜欢谋求私利，就会心存邪恶。人多，又

凡是建立国家，对于制度不能不明白，政策法令不能不慎重研究，国家的政务不可不谨慎处理，国家该从事的根本之业不能不集中。国家的制度合于时势，那么国家的风格就能改变，而民众就遵守服从制度

我听说：古代英明的君主推行法治，民众就没有犯罪的邪恶行为；发动战争，就会造就干练的人才；实行赏罚，军队就会强大。这三个方面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根本。君主推行法治民众没有邪恶行为，这是因

人民不敢抗拒法律，国家就强，人民敢于触犯法律，国家力量就弱，所以治理得法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不敢抗拒法令。人民朴质，就不敢触犯法律；民众放纵就敢于恣意妄为。不敢触犯法律就会守法。人民

一般说来，战争的策略必须以政治上的胜利为根本。有政治上的胜利，人民才不争夺。人民不争夺，才不逞个人的意志，以君上的意志为意志。所以成就王业的国君的政治，使人民乡里械斗就胆怯，和敌人

人民的境外之事，没有比战争更危险的了。所以朝廷用轻法就不能驱使他们去作战。什么叫轻法呢？即奖赏不多、刑罚不重，淫逸的路没有堵住。什么淫逸的道路呢？即是能言善道之人得到尊贵，不守本业

凡是用兵作战，获胜的根本有三：军队还没有出征就推行法治；推行法治，使民众形成专心从事农耕和作战的风气；风气形成了，那战争所需要的人、财、物等工具便有了。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在国内具备了

古时没有君臣上下的时候，人民纷乱无序。所以圣人划分贵贱，制定爵位，建立名号来区别君臣上下的等级关系。由于国土广阔，人民众多，物产丰富，所以分设五官来管理。人民中多就会产生奸邪之事，

四面受敌的国家重视打防御战，背靠大海的国家注重打进攻战。假如四面受敌的国家喜欢发兵进入自己邻国，国家就危险了。因为四面的邻国一旦不同发起战争，而自己就要四处派兵迎战，所以说国家危险

国君役使和限制臣下的东西是赏赐和刑罚。赏赐依据功劳，刑罚根据罪行。所以论定功劳，调查罪行不能不审慎。赏功罚罪，但国君不确知其中的道理，那同没有法度是一样的。凡是懂得法度的都懂依仗权

严格执行君主的法令那么官府中当天的政务便不会拖延。执行法度公正，那么官吏中就没有邪恶之争发生。法度已经确定，君主就不应该用那些所谓仁义道德的空谈来破坏法度。委任那些在农战中有功劳的

国家的安定有三个因素：一是法度，二是信用，三是权力。法度是君臣共同执掌的；信用是君臣共同树立的；权力是君主独自控制的。君主失去掌握的权力则国家会陷入危机，君臣抛弃法度只顾私利国家必

现代的国君没有不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所以他们小小地搞，国家就小乱；大大地搞，国家就大乱。因此，国君没有能够世代统治人民，而世界上没有不乱的国家。什么叫做用乱国的方法去治国呢？例如任

有方圆百里的地方，假如山、丘陵占国土的十分之一，湖泊、沼泽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山谷河流占国土的十分之一，城镇道路占国土的十分之一，薄田占国土面积的十分之二，良田占国土的十分之四，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