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
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褔，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
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
苏轼调任密州知州第二年，修复了一座残破的楼台，他的弟弟苏辙为这座台起名叫“超然”。苏轼便写了这篇《超然台记》，以表明超然物外、无往而不乐的思想。苏轼因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过于急切，以及任人不当，导致新法有诸多弊端的这种情况，而自请外调。他一生受改革派与保守派斗争影响，坎坷起伏，仕途失意。
写作这篇文章时，他已由最初少年时的儒家思想，转向道家。本文可以明显地看出受老庄思想影响，他对人生和世界的看法，已经更加成熟和豁达。在政治失意、物质匮乏、精神苦闷时，他仍可以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自我排遣、自得其乐，令人敬佩。这使得苏轼除了因为才华横溢令人赞赏外，更多的是他智慧、达观、积极、洒脱的人生态度，为世人所折服，这正是苏轼文章之外的人格魅力。
文章写景生动，说理透辟，语言清新自然行文如汩汩流泉，体现了苏轼洒脱自如、纵横不羁的特点。本文反映了作者知足常乐、超然达观的人生态度，也隐含了少许内心苦闷、失意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