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齐孝公伐我北鄙。
公使展喜犒师、使受命于展禽、齐侯未入竟、展喜从之， 曰：“寡君闻君亲举玉趾、将辱于敝邑，使下臣犒执事、”齐侯曰：“鲁人恐乎？”对曰：“小人恐矣，君子则否。”齐侯曰：“室如县罄、野无青草、何恃而不恐？”对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 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 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 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昭旧职也、及君即位，诸侯 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是不敢保聚、曰：‘岂其嗣世 九年，而弃命废职？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而不恐。”齐侯乃还。
面对入侵的大兵压境，鲁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义愤填膺，而是想出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妙绝的高招：犒赏前来入侵的敌军，并对之以令敌手无言以对的绝妙外交辞令，真能使人拍案叫绝。
其实，鲁国人之所以“有恃无恐”，不仅仅是他们的先君曾有过“和平友好条约”，恐怕更在于他们的自信——自信道义是在自己一边，自信自己拥有对付入侵者的智慧，也自信自己有同敌手对抗的实力。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作后盾，大概也难以用，“一言”让敌手退却，毕竟来者不善，敢于来犯，也就意味看来者不会顾及什么先君之盟。
所谓大义凛然，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出来，英雄本色也只有在这时才会显现出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刀光剑影是一回事，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巧妙应对又是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真刀真枪地厮杀才算得上英雄。
不过，也有一点差别：对于丧失了良知、丧心病狂、歇斯底里的战争贩子来说，再绝妙的外交辞令和应对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有时甚至连逻辑也不讲。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何曾讲过逻辑？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何曾讲过逻辑？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何曾讲过逻辑？强盗总归是强盗，有时他们可能假惺惺地找借口，有时则赤裸裸地烧杀抢掠。
照这种标准来看，齐孝公这样的人，也还算是天良尚未丧尽， 还没有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在无言以对之后还知道退兵。这种好事肯定不多了，大概也只有讲究礼义廉耻的古代才会有。现代社会中，要么是赤裸棵地恃强凌弱，要么是谈判桌上的利益交换。
要真正具有与敌手抗衡的实力，应当软、硬两手兼备，既要在外交场合周旋的智慧和技巧，也要有军事的、国力的、民众的实力作为后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