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数极自然变化，非是故相反。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逾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踰越，乃更加其怨酷。宁计生民之命？为利己而自足。

　　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诌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

　　原斯瘼之所兴，实执政之匪贤。女谒掩其视听兮，近习秉其威权。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洗垢求其瘢痕。虽欲竭诚而尽忠，路绝险而靡缘。九重既不可启，又群吠之狺狺。安危亡于旦夕，肆嗜慾于目前。奚异涉海之失柁，坐积薪而待然？荣纳由于闪榆，孰知辨其蚩妍？故法禁屈橈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匪存。

　　有秦客者，乃为诗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顺风激靡草，富贵者称贤。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伊优北堂上，抗髒依门边。

　　鲁生闻此辞，紧而作歌曰：势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怀金玉，兰蕙化为刍。贤者虽独悟，所困在群愚。且各守尔分，勿复空驰驱。哀哉复哀哉，此是命矣夫！ 

  东汉时期，处于外戚、宦官篡权争位的夹缝中的士人，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懑郁结，便纷纷以赋抒情，宣泄胸中的垒块。赵壹《刺世疾邪赋》就是这类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压抑在胸中的郁闷和不平，在文中化为激切的言词，尖锐揭露了东汉末年邪孽当道、贤者悲哀的的黑暗腐朽的社会本质：“舐痔结驷，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甚至敢于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执政”的最高统治者：“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最后由“刺世”发展到同这黑暗的世道彻底绝决的程度：“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

  此赋在仅四百余字的篇幅中，对黑暗腐败政治的揭露抨击，其尖锐激烈直截了当，在整个汉赋中都是无与伦比的，尤其引人瞩目。赋一开始，就将批判的锋芒毫不含糊地指向了自五帝三王以来迄今一切封建末世：“德政不能救世溷乱，赏罚岂足惩时清浊”，而只能愈演愈烈：“春秋时祸败之始，战国愈复增其荼毒”；“秦汉无以相逾越，乃更加其怨酷”。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根源即在于统治者“宁计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其深刻犀利，实为一般惯于恪守正统思想的士大夫所不能及。继之又通过反复对比，对种种丑恶现象进行了公开曝光：“于兹迄今，情伪万方：佞谄日炽，刚克消亡。舐痔结驷，正色徒行。妪名势，抚拍豪强；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慑逐物，日富月昌。浑然同惑，孰温孰凉，邪夫显进，直士幽藏。”而这一切又都由于“实执政之匪贤，近习秉其威权”，那么不贤之人能执政、宦官近习能秉权的原因说到底还在于“九重既不可启”。

  这样就层层深入地活画出了具有东汉末世时代特点的那种法“禁屈挠于势族，恩泽不逮于单门”极端腐败的政局。因此，他义无返顾地表示：宁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乘理虽死而非亡，违义虽生而非存。与之毫不妥协地抗争，愤怒激越的感情，直如火山喷发，震人心魄。

  此赋在抒发自己感情时直率猛烈，痛快淋漓，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揭露批判时政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与思想内容相协调，此赋一改堂皇典雅而为疏朗明快。龚克昌先生《汉赋研究》认为：此赋艺术上的独特之处是：篇幅短小，感情喷发，铺陈夸饰之风尽弃，从而使赋风为之一变。铺陈叙事的汉大赋，从此以后就渐渐为抒情小赋所代替了。赋后结构也颇别致，颇具独创性地以两首在文学史上有重要价值的优秀五言诗作结尾，更增强了艺术上的清捷简劲。马积高先生《赋史》也说，无论从哪一方面说，赵壹《刺世疾邪赋》在东汉文学史上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刺世疾邪赋》的出现，表明了汉末抒情小赋已经迅速发展起来，并以强劲的艺术活力，令人信服地取代了僵化的大赋，而跃居于赋坛主体地位。其批判的尖锐性在文学史上始终放射出不灭的异彩，为历代文士所瞩目，甚至有人评价《刺世疾邪赋》一篇压倒两汉所有的辞赋。全国高校中文专业通用的游国恩、科学院、刘大杰、袁行霈等不同版本的《中国文学史》教材，无一不列《刺世疾邪赋》为重点评析篇目。